核工业的离休干部陈德全今年93岁，住在宜昌。
采访结束下楼后，同行的中核二二的同事让我抬头看，老人家还站在窗前向我们挥手告别——其实刚才在楼上已经道过别了。“每回拜访老人家，他都是这样。”同事说。这一有些“老派”的习惯里，看出对人的尊重。
待人温和的另一面，是他在困难和危险面前的硬气，在原则问题上的刚直。这位1932年生于山东临沂的老人，在解放军徐州警备区军政干校学习，在兰州西北矿山机械厂干过保卫，又当过二二公司基地小学、中学的校长……
从沂蒙山到戈壁滩，从炸药库到校园，在职期间多次立功受奖，丰富的经历里有主动的选择，更因事业的需要。他用毕生践行着朴素而铿锵的信念：“只要党和国家需要，到哪都行，干啥都行！”
开学就是入伍
1949年6月13日，解放军徐州警备区军政干校开学典礼上，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校长张光中讲话：“开学就是入伍！”全场掌声中，陈德全和其他青年一道，成为了战士。“心里充满了激动与自豪”，陈德全说。
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“职业”选择。解放前他在常州的流亡学校读书，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后宣布“愿意深造的继续深造，愿意工作的可以工作”。陈德全选择深造，后来被迁回徐州，就自愿报名进入了军政干校。
陈德全（右）在军政干校
在军政干校，他学习了6个月的政治，3个月的军事训练。凭借优异表现，被评为二等优胜学员，还在1950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毕业后，分配到98师294团团部担任文书，1951年初又调到师政治部保卫科。在上级指示下，师党委成立“镇反”（镇压反革命）委员会，办公室设在保卫科，在这项工作中陈德全立了四等功，“最忙的时候两天两夜都没有睡觉”。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部队号召自愿报名参战，陈德全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志愿书里一笔一画写上姓名、籍贯，“还有血型O型，都写上了。”随后部队开到山东藤县，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习，为抗美援朝做准备。
“演习快到一年，1952年因为谈判准备休战了。”中央决定让40个师转业到地方参加国家建设，其中水利部接收了4个师，陈德全所在的98师改成“水利工程第二师”。他还在政治部保卫科工作。
于是他跟着部队从藤县出发，开往河南确山、信阳，任务是修建薄山水库和南湾水库。“在确山县黄山坡站下火车，下车以后坐汽车走20里过了溱头河，部队就住在那儿附近”，陈德全说起来历历在目。
两座水库在1954年完工，他们师部又奉命北上天津，与水利部工程总局合并。陈德全所在的保卫科改为保卫处，后来他又调到军法处。不久后，检察部抽调全国的检察干部到南开大学学习三个月，陈德全被抽调参加，“学完以后就分到水利部监察局”。
直到1958年，一纸调令将他推向了更隐秘的“战场”。此时的水利部已经和电力部合并为水电部。“国务院给水电部下指标调40名干部，条件有两条，第一是党员干部，第二政治上绝对可靠。”陈德全的名字列在其中。
既然危险，我不想交给别人
这40名干部要去的地方，是二机部，中核集团的前身，搞原子弹的地方。
1959年1月，陈德全拿着介绍信进了二机部院里。在东二楼的十四局人事处报到，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兰州404厂。“性质要保密，地点要保密，隶属关系也要保密。说是兰州404厂，实际上不在兰州。”
“问我准备干什么，我说我还想做保卫工作，我对保安工作有感情。”领导同意了。这成为他的第二次“职业”选择。
他到保卫处报到，“保卫处郭科长说现在工地很忙，正需要人。从各省公安部门抽调了保卫干部，这批有二十七八个人，过完春节一起走。”
一路向西北，出了兰州，又过了嘉峪关，在低窝铺站下车一看，“一片大沙漠，没有人烟”。这里就是国家最高机密单位——二机部十四局兰州404厂（其后改为西北矿山机械厂）。
下车以后住在招待所帐篷，“当天晚上就来了七八级大风，早上起来一看，被子上面是沙子，刷牙缸子里也有沙子，吃饭的时候稀饭里边也有沙子”。而且吃水困难，需要到十多里路以外用车去拉。陈德全这才理解了当时部里给他介绍时说的，“那个地方挺艰苦，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”。
不过他想的是，“既然国家这么信任我，调我到这么重要的单位工作，我不但不觉得苦，反而以为荣。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的安排”。
如今鲐背之年，陈德全谈起这一段时的语气，却仍然可见当年的壮志豪情：“我就想再艰苦也得坚持，只要国家需要。只要不怕苦，什么都不怕，苦算啥！”
他碰到的第一桩任务就是修管道。厂区吃水要到十来里外用汽车拉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铺设管线。涉及炸药、雷管的运输，由三处保卫科负责。
“我当时是保卫科负责人，既然危险，我不想交给别人，得我来做。”陈德全坐卡车拉着炸药和雷管，“反正注意点，不要碰着就行了。”管道通了，水池建起来了，“吃水问题解决了，大家都很高兴”。
此人适合要害部门
1959年内，厂里各个工地都开工了，人员不断增加。为了保障安全，厂里决定对全厂人员开展大审查。陈德全负责组织其中1000多人的审查工作。“审查达到什么程度？情况掌握得要像‘水晶石、玻璃板’一样，每个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出身成分、家庭状况、个人简历、社会关系等等有什么问题，一个个都要弄清楚。”
当时有位工程师孙仲芬，天津大学毕业，到苏联留学过。他因为资本家出身受到质疑，但本人工作很积极，陈德全经过认真审查，下结论：“此人适合要害部门”，这一意见得到保卫处同意。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，孙仲芬表现一直很突出，后来还被提拔为二二公司的总工程师。
审查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件惊险事。二队有一个先进工作者，出席过国防科工委的会议，周总理都接见过，知道厂里几乎所有机密。他的妻子是日本人，住在哈尔滨，当时说准备回国，让他请了假回去商量。陈德全得知这个情况后，立刻向保卫处报告，“保卫处接着就派人从酒泉坐飞机到西安，从火车上把他截住了”。
到了60年代初，全国生活困难，404厂也受到影响，“没有粮，吃一个月的土豆，吃骆驼草籽烙成的饼子也吃不饱，发酱油膏，一人一块，喝点水”。很多人浮肿了，陈德全也不例外，但他却很乐观，“我比较瘦，一摸有肉了，我还挺高兴，我说我胖了”。他心里坚信“困难是暂时的，国家能克服”。
动荡年代，他辗转干校劳动。“我腿有关节炎，天冷水凉，插秧时咬着牙干。挑稻子不会换肩，第一天晚上右胳膊抬不起来，第二天抬了半天才抬起来。”就边干边学，“插秧、除草、挑稻子、犁地以前从来没干过，慢慢都学会了。”
“我们虽然不是英雄好汉，但是毕竟经过了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，没有辜负党、国家和人民的信任，这一点我感到自豪！”陈德全说。
因为机密，这一段工作里他都没有留下照片，但荣誉证书和奖章铭记着他那段“干惊天动地事、做隐姓埋名人”的荣光。
老陈，你搞得不错！
时间来到1973年，当组织筹建子弟学校，选择校长时，众人异口同声：“老陈是最佳人选！”这回不是“秀才遇到兵”，而是“兵成了秀才”。
谈到怎么面对新角色的挑战，陈德全的这几句话令我印象极深：“我对办学也好，不管干什么也好，都是全心全意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”，“不会就学，不会就问”，“我注意跟群众商量，从来没有命令式地说要你们怎么样”。
到中学后，正好碰上改革搞“校长负责制”，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，以身作则、早到晚走。教师有什么困难问题，他想尽办法给解决，“有几个老师家属在外地要求调来，我向组织做了反映，而且给公司去函，最后都调来了。”他用真心实意赢得了认可，教师们工作积极性都很高。公司领导也跟他说，“老陈，你搞得不错！”
“取得一些成绩当然也不光是靠我一个人，是在前几任校长的基础上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”陈德全特别对记者强调。
需要坚持原则的时候他也不含糊。有些老师互相排挤，关系不好。陈德全在会上公开说：“只要我在，谁排挤谁都不行！学校需要你们每一个人。”
公司进入转型期，职工情绪有些涣散，陈德全在学校里讲：“公司现在像大海里行船，我们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，绝不能松松垮垮！”他坚持认真负责地把教学搞好，二二公司后来的中层干部里有不少都是他的学生。
有国然后有家
采访的尾声，陈德全谈起了爱人顾云。他们是包办婚姻，但一直很融洽。看到他们年轻时留下的合影，双方“颜值”都很高。关于爱人他表达得最多的是“骄傲”，“我告诉你，我老伴儿那是很不简单的人！”
“她有音乐天赋，在广播里听两遍就能模仿过来，剪纸也有特长。”他说顾云在1961年获评404总厂先进工作者标兵，“她是404总厂幼儿园的老师，一年时间把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差班带成先进班，挂了大照片在公司橱窗，年年春节、国庆都有请帖参加总厂招待会。”
对于爱人，他还有一份愧疚在心里。时间回到1959年9月，爱人在北京要生孩子，他本想回去照顾，但考虑到厂里正处于关键时期，急需人，他没法回去。他联系母亲和岳母去照顾，可当时正值国庆节前，9月15日以后一律不准进京，她们没去成。最后多亏邻居两口子帮忙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。
“工作第一、家庭第二”，这是陈德全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。在陈老那个年代、那一代人心里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价值观，是一种“没有国哪有家”的信仰，是他们发自内心对“事业高于一切”的认同。
“当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的需要发生矛盾时，那就毫不犹豫、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。这一点我做到了。”这句话凝炼了陈德全毕生信念。
“在核工业几十年，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干了一辈子。”如今，陈德全仍然通过看报等方式关注着核工业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国家核工业发展很快，顶尖科学家也有，我看了以后很高兴。希望今后核工业能够继续发展壮大，我对这一点寄予深厚的希望，我想这个目标一定能够达到！”（策划：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 宣传文化中心 作者：李春平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