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核工业创建缘于一块石头，这块被誉为“开业之石”的铀矿石于1954年问世，见证了中央领导人对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，也见证了我国核工业的起步与发展。作为中国核工业硬岩型铀矿开采最早的亲历者之一，杨明的职业生涯与那段“寻铀之路”完美融合。

  “山在哪儿，活儿也在哪儿，你不翻过去，就啥也干不成”。90岁的杨明坐在藤椅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椎位置，那里有道旧伤，像云南山里的老树根，盘在他身体里几十年了。阳光漏进来，落在桌面放的老照片上——一群年轻人站在山脚下，身后的测量标杆顶着云，沉稳地杵在天地间。这是几十年前杨明和他带领的地勘队伍的合影，他们在云南大山深处，一走就走了几十年，一路从中国硬岩型铀矿开采奠基走向铀矿开采事业繁花似锦的远方。

  翻过第一座难翻的“山”

  中国核工业创建70周年前夕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，在鄂尔多斯盆地泾川地区发现特大型铀矿，属全球首次在风成砂岩分布区发现的特大型砂岩型铀矿，这将形成我国找铀新局面，不仅将大幅增加我国的铀资源量，还有望有效提升铀资源安全保障程度。

  一个多甲子的风沙穿过记忆，中国“贫铀”史已然成为过去，这消息足以令杨明等人无比欣慰。

  崇山峻岭间，虎狼、毒蛇时常出入，住的是牛栏、茅草棚，工具是大锤、钢钎、土箕、耙子、辘轳车，最初的铀矿开采工作条件艰辛得令人难以想象。

  这样的艰辛对于杨明来说，却只是人生的又一次历练。

  生于新中国成立前，杨明十几岁就成为了游击队的小情报人员。他坐过牢，参加过剿匪，“那时候革命的路，是踩着鬼门关的门槛儿走”，但他“心里有光明的念想，就不怕黑”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杨明转业来到一平浪制盐厂。1956年9月，核工业209地质大队选址云南，杨明因为工作出色被一位老领导推荐，成了一名光荣的中核人。他一腔热血地一头扎进云南大山深处，具体在哪儿，家里不知道；干什么工作，家人不知晓，只知道他“在云南分队做事”。

  那一年，杨明才21岁，艰苦且与世隔绝的环境却丝毫没让他的报国情与奉献志消磨掉半分。因为同队多是比他还小的年轻人，已经有工作经验且成绩优异的杨明，便成了大家口中的“杨哥”，一时间，“杨哥”成了年轻人工作和生活的“百科人”，一起工作、一起打篮球，这方大山深处，就是他们身与心的归属。

  刚接触地勘时，杨明连标尺都不会看。他的师傅是个话少的东北人，更喜欢每天带着他边看地图边实践。“师傅不说话，就指着图上的圈，让我看哪块地可能有矿。我看不懂，就跟着他上山，他蹲下来摸石头，我也蹲下来摸，石头的温度从指尖传过来，慢慢就对大山熟悉起来。”

  杨明说，那是他人生里第一座“难翻的山”——不是山里的石头硌脚，是心里没底，怕干不好，怕对不起身上的工装。勘探过程中常要转移地方，设备搬运是个大难题。所有设备都只能靠肩扛手抬。有一次需要手动搬运一台800公斤的设备，10个人喊着号子就往山上走，有人脚下一滑，设备往旁边倾，杨明赶紧用肩膀顶了上去，“当时就听见腰间‘嘎嘣’一声，没敢说，怕大家慌神。”后来到医院检查，才知道第五腰椎出了问题，他的腰从此落下病根儿。

  往后的日子里，杨明随着勘探队伍，一座山一座山地爬，一路征服荒山，一路留下中国铀矿地质科研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。

  “山不总是给你好结果的，”杨明笑了笑，“但你不能因为没找到，就不爬了，下一座山说不定就有收获。”

  在我国南方硬岩阵地躬耕数年的杨明一批人正是如此，抬头望山，低头看路；沿途有风，心中不乱。

  贫瘠的山开出智慧的花

  “那时候国家穷，啥都缺。”杨明坐在藤椅上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像是要把人拉回半个多世纪前的山坳。

  1958年的地勘队，钻机是命根子，钻头就是钻机的牙。一天早上，钻工们围着停机坪议论，声音里带着焦急：“钻头合金快磨光了，再没新的，这活儿就得停！”杨明刚到队里负责协调，听见这话他心里一沉——他知道，钻头要从贵州调，路远不说，赶上物资紧缺，等送到说不定要半个月。“地勘工作不等人啊，山里头的日子，耽误一天就是拖慢一天的进度。”

  他想了想，揣了两个窝头就下了山。所在地罗平实乐镇的街不长，泥土路两边摆着菜摊，杨明挨家问“有没有能焊铜的”，问了三家，才在街尾找到个挂着“铜器修理”木牌的小店。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师傅，正坐在门槛上磨铜门把手，听杨明说要做钻头，头也没抬：“钻头是精密活儿，我这小铺子，怕弄不了。”

  杨明没走，蹲在师傅旁边，从口袋里掏出磨坏的钻头：“您看，就是把它焊在钢圈上，只要能钻得动石头就行。我们在山里找矿，早一天找到，国家就早一天能用。”他指着钻头的刃口，把山里的情况慢慢说来：“钻工们很早就上山，钻机停了大家都急得睡不着。”师傅停下了手里的活，接过钻头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：“行，我试试。但我没做过，得慢慢调。”

  接下来的三天，杨明天天往镇里跑。先是熔铜，铜水在小炉子里泛着橘红的光，滴在钢杆上滋滋响；再是磨刃，用细砂纸一点点蹭，直到刃口露出锋利的弧度。第一次试钻那天，队里的人都围过来，钻机启动的瞬间，钻杆带着新钻头扎进岩石。钻工老周拍了拍杨明的肩膀：“成了！这钻头比原来还结实！”杨明看着转动的钻杆，后背的汗湿了工装——他知道，这座“山”，他翻过来了。后来，师傅的小店成了队里的“钻头供应点”，铜焊的钻头一批批送上山，钻机轰鸣声再也没断过。

  凭借智慧巧思，20世纪50年代，我国的核工业铀矿开采工作，在贫瘠环境中稳步前行。

  大山沟里的“南泥湾”

  1962年，第二勘探队撤销，杨明被派到普查12小队，驻地在云南个旧市和元阳县扎腊乡之间的大山沟里，离最近的镇子也要走四个钟头。

  “那时候每人每月就1斤半肉，油也少，天天吃青菜，年轻小伙子们饿得快，爬山都没力气。”杨明说，他到队里的第一天，看见炊事员老张把最后一点猪油倒进锅里，搅了搅，只浮起一层薄油花。

  那天晚上，杨明没睡好，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附近村子。山路绕，他走得脚底板疼，却意外地在山腰遇见一群乡民，赶着几十头猪往食品公司方向去。猪嘴里哼哧哼哧，乡民们裤脚沾满泥，杨明却像看到了此刻最美的画面。他赶紧迎上去，得知这些猪要送到市里的食品公司交售，心里忽然有了主意。

  他当天就赶往食品公司，到时天已经快黑了。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主任正低头算账。杨明推门而入，把山里的情况一五一十说给主任听：“我们四十多个人，没肉吃撑不住。您要是同意，让老乡把猪送我们那儿，我们按市价买，也算帮老乡省点力气。”主任看他满头汗，又听他说队里的难处，爽快地说：“行，我跟下面打个招呼，让老乡直接送到你们队里。”

  解决了肉的事，杨明又盯上了粮食。他看见村里有打谷机，就去粮局借，带着队员帮老乡打谷，顺带把多余的谷子收回来；他还带着大家在驻地旁边圈了块地，买了几头小猪，安排人每天上山打猪菜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捡到野鸡蛋。”杨明笑了，“后来猪养肥了，一次杀一头，每人能分到好几斤肉，炊事员做红烧肉，香味能飘到山那边。”

  自此，杨明等人自给自足的干劲更足了。他们在驻地后面挖了两个山洞，养了四十多只鸡。每天早上都能捡一篮子鸡蛋，煮成蛋汤，给大家改善伙食。

  队里的伙食好了，大家干活更有劲，勘察任务提前半个月完成。

  一时间，12小队成了模范，经常有人慕名来队里参观学习，也得到了领导的表扬：“杨明同志队伍带得好，大家活干得出色，生活条件也好”，12小队也被评为了先进集体。

  杨明坐在藤椅上，窗外的阳光挪了挪，落在他的脸上，那张布满沟壑的脸，与桌上老照片里年轻灿烂的容颜似乎在这一刻完成了时空的合体，而照片中他们身后连绵的山，一座连一座，一如杨明不断“翻山”的人生，这段永远不断“翻山”的人生。

  杨明拿起照片，轻柔地擦了擦，“你看这山，当时觉得高得吓人，但也一样被我们征服了。人这一辈子，不就是这样吗！”（策划：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 宣传文化中心 作者：李汐 图片：李力耕）